王宁：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思潮的走向（下）

http://www.zwkao.com  2008年10月14日 00:14   学术中国

王 宁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异军突起的非精英学术话语和研究方法，其主要特征就在于其“反体制”（anti-institution）性和“批判性”(critical)。在这方面，不可否认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研究在当代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英国的威廉斯和伊格尔顿，以及美国的詹姆逊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对英语世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发展和兴盛起到了很大的导向性作用。由于文化研究的“反精英”和“指向大众”等特征，所以它对文学研究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和冲击，致使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学者，出于对文学研究命运的担忧，对文化研究抱有一种天然的敌意，他们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和文化批评的崛起，为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敲响了丧钟，特别是文学批评往往注重形式，注重它的审美，但也不乏在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之间进行沟通和协调者。美国文学史家爱莫瑞·艾略特在一次演讲中曾指出一个现象：在当今时代，美学这个词已逐步被人们遗忘了。aesthetic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审美”，照他看来，“审美”这个词已经逐渐被人们遗忘了，它越来越难以在当代批评话语中见到，因此应该呼吁“审美”重新返回到我们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批评中。他的呼吁一方面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使我们考虑到，如果一味强调大而无当的文化批评而忽视具有审美特征的精英文化研究，有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但另一方面则为审美的指向日常生活现象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毫无疑问，文化研究在当代人文学术领域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已经持续了十多年，有人认为它即将盛极至衰，文学研究将重返中心。我对此并不苟同，因为当今的全球化语境显然更为有利于文化研究的发展。那么在新的世纪文化研究将向何处发展呢？这自然是学者们所关心的问题。我认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研究将沿着下面三个方向发展：（1）突破“西方中心”及“英语中心”的研究模式，把不同语言、民族-国家和文化传统的文化现象当作对象，以便对文化理论自身的建设作出贡献，这种扩大了外延的文化理论从其核心――文学和艺术中发展而来，抽象为理论之后一方面可以自满自足，另一方面则可用来指导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文化现象的研究；（2）沿着早先的精英文学路线，仍以文学（审美文化）为主要对象，但将其研究范围扩大，最终实现一种扩大了疆界的文学的文化研究；（3）完全远离精英文学的宗旨，越来越指向大众传媒和所有日常生活中的具有审美和文化意义的现象，或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来考察这些现象，最终建立一门脱离文学艺术的“准学科”领域。对于我们文学研究者而言，专注第二个方向也许是最适合我们大多数人的，它既可以保持我们自身的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同时也赋予我们开阔的研究视野，达到文学自身的超越。而第一个方向则应成为少数理论家的研究目标，第三个方向则是非文学研究者的任务，对此我们无须说三道四。

　　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女性同性恋批评和研究

　　既然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来考察性别政治和身份问题，我们自然不可回避这两个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女性同性恋和怪异现象。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由于人们的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人际之间交流的减少所导致的人际关系的淡漠，不少女性，尤其是有着较高文化修养的知识背景的知识女性越来越陷入某种“自恋”的情境中，她们出入于女性自己的俱乐部和沙龙，很少与男性交往，因而久而久之甚至淡漠了传统的“异性恋”，因而女性同性恋和怪异现象便凸现了出来，并越来越受到社会和文化界的关注。24 在这一节里，我们主要讨论女性同性恋现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女性同性恋批评和研究。

　　众所周知，50、60年代在一些欧美国家曾经兴起过性开放的浪潮，大批青年男女试图尝试着婚前无拘无束的性生活，致使传统的婚姻和家庭观念受到强有力的挑战。之后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尤其是对女性怀孕后人工流产的限制，这种性开放的浪潮逐渐有所降温。由此而带来的后果则是三种倾向：其一是传统的婚姻和家庭观念的逐渐淡薄，青年人虽然对结婚和生儿育女持审慎的态度，但对婚前的同居生活则更加习以为常，这一点和目前中国社会的状况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其二则是呼唤一种新的和谐的家庭和婚姻观，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的家庭和婚姻观念的继承；其三则是在经历了性开放浪潮的冲击之后，一些知识女性也模仿早已在男性中流行的同性恋倾向，彼此之间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久而久之便发展为对异性恋的厌恶和拒斥和对同性朋友/伙伴的依恋。人们对这些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和社会地位的知识女性的所作所为感到极为不解，甚至认为她们十分“怪异”。25起源于70年代、兴盛于80、90年代的所谓“女性同性恋研究”（lesbian studies）以及兴起于90年代的“怪异研究”(queer studies)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目前对这两种现象的研究已经被纳入广义的文化研究的性别研究范畴下，并逐步成为其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学科领域。

　　在西方的语境下，早期的女性同性恋现象及其批评(lesbian criticism)的出现与先前已经风行的男性同性恋(gay)现象及其批评(gay criticism)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同时也与早先的女权主义运动有着某种内在的继承和反拨关系。作为女权主义批评的一个分支，“女性同性恋批评尤其起源于有着女性同性恋倾向的女权主义政治理论和运动，因为它本身就是由妇女解放和男性同性恋解放运动发展而来的”。26 一些知识女性，主要是白人知识女性，既不满于妇女本身的异性恋，也不满于男性同性恋者的那种肆无忌惮的性行为，因而她们自发成立起自己的新组织，并称其为“激进女性同性恋者”(radicalesbians)或把自己的事业当作一种类似“女性同性恋解放”(lesbian liberation)的运动。她们认为女性同性恋主义使妇女摆脱了父权制的束缚和压迫，可以成为所有妇女效仿的榜样，因此女性同性恋主义是解决女权主义的没完没了的抱怨之最佳方式。27 还有一些更为极端的女性则公然号召妇女与男性“分居”，同时也与异性恋妇女“分离”，她们认为这不仅仅是性行为上的分离，而且更是政见上与前者的分道扬镳。当然不可否认的事，也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本身也曾结过婚并有子女，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和子女的成年而逐渐淡漠了对异性伴侣的依恋，作为某种补偿，她们便自然而然地把过多的感情投入到与自己情投意合的女性朋友/伴侣上。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区别看待。毫无疑问，上述这些早期的极端行为为女性同性恋批评及其研究在80年代的逐步成型、90年代的蔚为大观奠定了基础，应该说当代女性同性恋文学理论正是从这种女性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语境中发展而来的。

　　女性同性恋批评的发展同时也有着一定的机构性支持。例如早期的“女性分离主义”学派(feminist-separatist school)从一开始就注重建构自己的文化，她们通过创办自己的刊物和出版社、出版自己同仁的作品来扩大影响，后来她们甚至在有着数万名会员和广泛影响的现代语言学会(MLA)的年会上组织专题研讨会，以吸引更多的知识女性加入其中。当然，女性同性恋运动一出现就遭到了相当的反对，主要是来自女性内部的反对，一些传统的女性甚至认为这些“无性的”女人本身“有毛病”或“反常”，如同“魔鬼一般”，实际上是生理上可悲的“牺牲品”。另一些人则对之持理解的态度。比较持中的观点以利莲·费德曼(Lillian Faderman)为代表，她在《超越男人的爱》(Surpassing the Love of Men，1979)一书中号召妇女建立起一种类似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存在于美、英、法作家的作品中的“浪漫的友谊”，但她并没有对有性的和无性的亲密关系作出明确的区分，这实际上也是当代女性同性恋没有朝着畸形方向发展的一个健康的先声。

　　尽管迄今女性同性恋文学批评家和学者大多为白人知识女性，而且阅读和研究的对象大多为经典的女性作品，但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女性也开始了自己的批评和研究，这方面最有影响的早期著述为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的论文《走向一种黑人女权主义批评》(Toward a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 1977)，其中花了不少篇幅从女性同性恋的理论视角来解读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小说《苏拉》。在这之后研究非裔美国同性恋女性主义的著述也逐渐多了起来，这显然与美国这个多元文化社会的混杂的民族和文化身份有关。而相比之下，在欧洲的批评界和学术界女性同性恋批评的声音就要小得多。如果说“古典的”女性同性恋理论还有着不少令人可以分享的概念的话，那么经过解构主义训练、崛起于80年代的新一代批评家则把这些东西抛在了脑后，再加之有色人种妇女的参与以及男性同性恋理论的吸引，女性同性恋理论愈益显得驳杂，它与其说与异性妇女围绕性别的轴心有着关联倒不如说更与男性同性恋理论相关联。这些深受解构主义影响的批评家将一切“统一的”、“本真的”、“本质的”东西统统予以解构，从而使得"lesbian"这一术语成了父权话语体系内的分裂的空间或主体的表征。这些观点大多体现在卡拉·杰(Karla Jay)和琼娜·格拉斯哥(Joanne Glasgow)合编的论文集《女性同性恋文本和语境：激进的修正》(Lesbian Texts and Contexts: Radical Revisions, 1990)中的一些具有原创性的论文中。显然，进入90年代以来直到本世纪初叶，女性同性恋理论依然方兴未艾，批评家们围绕自我的本质、社群问题、性别和性等问题而展开异常活跃的讨论，此外，学界也越来越尊重传统的女性同性恋女性主义(lesbian feminism)的不少观念。这一切均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稳步拓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文化环境。在文化研究的大视野中，性别研究和性别政治成了其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甚至包括男性同性恋研究在内的这方面的研究机构也在一些大学建立了起来。但相比之下，对女性同性恋的研究更加引人瞩目。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在传统的观念中对女性的婚育和“母性”有着某种期待，但更可能得倒是与90年代崛起的“怪异理论”或“怪异研究”不无关系。

　　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怪异研究及理论思考

　　尽管人们难以接受女性同性恋现象，甚至对研究这种现象的女性学者也抱有一些偏见，但对其反抗男权话语的激进批判精神还是可以理解的。而对于怪异及其怪异理论，人们则有着某种天然的敌意，这主要是出于对怪异现象本身的误解所导致。实际上，怪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男性同性恋和女性同性恋发展演变而来的，或者说是这二者平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必然产物。由于男性同性恋者的不懈努力，男性同性恋运动在相当一部分国家已经成为合法化，因而对男性同性恋的研究也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对于女性同性恋行为，不少人，尤其是女性内部的一些坚持传统者，则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由于被认为“怪异者”的人都是女性，而且大多是由女性同性恋发展而来，与前两种同性恋既有着一定的联系又不无差别，因此研究者往往对之的研究也自然会将其与前二者相关联。

　　“怪异”（queer）根据其英文发音又可译为“酷儿”或“奎尔”，意为“不同于正常人”（non-normative）的人，而用于性别特征的描述而言则显然有别于“单一性别者”。也即如果作为一个男人的话，他也许身上更带有女性特征，而作为一个女人，她又有别于一般的女性，他/她也许不满足甚至讨厌异性恋，更倾向于同性之间的恋情，等等。因而在不少人看来，这样的人与正常的有着鲜明性别特征的人不可同日而语，属于“怪异的”一族。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怪异”，人们至今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定义。1991年，当女权主义理论家特里莎·德·劳瑞提斯（Teresa de Lauretis）最初使用这个术语时，她试图赋予其一种反对男性的偏见的责任，在她看来，这种偏见就隐藏在被归划了的并且似乎具有性别感的术语“女性同性恋和男性同性恋”（lesbian and gay）之中，而将这二者混为一谈实际上也就混淆了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差异。28 这一点一般被认为是“怪异”的一个显著特征。29 正如怪异研究者安娜玛丽·雅戈斯( Annamarie Jagose)所不无遗憾地总结的，“显然，迄今仍没有一般可为人们接受的关于怪异的定义，而且，确实对这一术语的许多理解都是彼此矛盾的，根本无济于事。但是怪异这个术语被认为是对人们所习惯于理解的身份、社群以及政治的最为混乱的曲折变异恰在于，它使得性、性别和性欲这三者的正常的统一变得具有或然性了，因此，造成的后果便是，对所有那些不同版本的身份、社群和政治都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尽管这些不同的版本被认为是从各自的统一体那里演变而来的。" 30 这实际上也就道出了怪异这一产生于西方后现代社会的现象所具有的各种后现代和解构特征：在怪异那里，一切“整一的”、“确定的”、“本真的”东西都变得模棱两可甚至支离破碎了,因此怪异在这里所显示出的解构力量便十分明显了。

　　从当代美国怪异研究的主要学者的思想倾向来看，她们大都受到拉康和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前者赋予她们对弗洛伊德的“利比多”机制的解构，而后者则赋予她们以消解所谓“本真性”(authenticity)和“身份认同”(identity)的力量。身份认同问题是近十多年来文化研究学者普遍关注的一个课题。在传统的女权主义者那里，女性与男性天生就有着某种区别，因而要通过争得男人所拥有的权利来抹平这种差别。但女性同性恋者或怪异者则在承认男女性别差异的同时试图发现一个介于这二者的“中间地带”。比如说，传统的女权主义者仍相信异性恋，并不抛弃生儿育女的“女性的责任”，而怪异女性则试图用“性别”（gender）这一更多地带有生物色彩的中性术语来取代“性”(sex)这一更带有对异性的欲望色彩的术语。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人们的身份也发生了裂变，也即身份认同问题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和具有可讨论性：从某种单一的身份逐步发展为多重身份。这一点对怪异理论也有着影响，因此怪异女性也试图对身份认同这个被认为是确定的概念进行解构，也即对身份的本真性这一人为的观念进行解构。传统的观念认为，一个人的身份是天生固定的，而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身份即使天生形成的，同时也是一个可以建构的范畴。对于怪异者而言，即使生来是一个女性，也可以通过后来的建构使其与异性恋相对抗，因而成为一个更具有男子气质的人。对男性也是如此，并非所有的人都必须满足于异性恋的，有的男人即使结了婚，有了孩子，照样可以通过后来的同性恋实践使自己摆脱传统男人的异性恋和对女性的性欲要求。因此怪异与其说是诉求身份不如说更注重对身份的批判。31

　　美国怪异研究的主要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反身份的本真性恰恰是怪异所具有的潜在的民主化的力量：“正如身份认同这些术语经常为人们所使用一样，同时也正如‘外在性’经常为人们所使用一样，这些相同的概念必定会屈从于对这些专一地操作它们自己的生产的行为的批判：对何人而言外在性是一种历史上所拥有的和可提供的选择？...谁是由这一术语的何种用法所代表的，而又是谁被排斥在外？究竟对谁而言这一术语体现了种族的、族裔的或宗教的依附以及性的政治之间的一种不可能的冲突呢？”32 这些看来都是当代怪异理论家和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在目前的文化研究语境下，已经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性别研究和身份政治，而处于这二者之焦点的怪异无疑是他/她们最为感兴趣的一个课题。

　　怪异现象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出于对怪异理论的科学性的怀疑以及其研究方法的主观性的怀疑，一些学者还试图从遗传基因的角度甚至人的大脑的结构等角度来对这一现象进行科学的研究。于是“怪异学”(queer science)也就应运而生了。在一本以《怪异学》为名的学术专著中，作者试图从科学的角度来探讨这样两个问题：究竟什么原因使一个男人变成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的？以及谁又在乎这些呢？33 由于这样的探讨已经大大地超越了文化研究的领域和范围，我将另文予以评介。我这里只想指出，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大大加速，一些大城市已经率先进入了后工业或后现代社会，繁重的工作和学术研究压力以及自身的超前意识致使一些知识女性对异性恋冷漠甚至厌恶，因而女性同性恋的征兆也开始出现在一些知识女性中。因此对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也将成为中国的文化研究语境下的一个令人瞩目的课题。

　　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与再生

　　2003年，美国的比较文学界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件：一向把自己看作是“英文和比较文学讲座教授”的后殖民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 将自己于2000年在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所作的雷内·韦勒克系列讲座的讲稿改写出版，取名为《一门学科的死亡》（Death of a Discipline）[1]。该书的出版虽没有像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 2003）那样在理论界引起那么大的轩然大波，但至少已经被不少人认为是宣告了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当然，在斯皮瓦克之前公开鼓吹“比较文学消亡论”者并不在少数，但却没有人能够比得上斯皮瓦克这样的重量级理论家的广泛影响。好在在此之前，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就已经经历了多年的“冷却”甚至“萎缩”：面对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理论的冲击，它已经无法验明自己的身份了，只能依附于这些理论的演绎和推论；而文化研究的崛起则更是使这门日益不景气的学科淹没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中。一些原先的比较文学学者纷纷离开这一领域，致力于传媒研究或其他形式的文化研究。而另一些试图坚守这一阵地的学者们则面对其无可挽回的衰落之情境发出几声哀叹。人们不禁要问，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难道斯皮瓦克真的希望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很快消亡吗？答案自然应该是否定的。

　　我们首先可以从斯皮瓦克的挚友朱迪斯·巴特勒为她的辩护中见出这本书的几分真谛：“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一门学科的死亡》并未告诉我们比较文学已经终结，而恰恰相反，这本书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未来勾画了一幅十分紧迫的远景图，揭示出它与区域研究相遇的重要性，同时为探讨非主流写作提供了一个激进的伦理学框架....她坚持一种文化翻译的实践，这种实践通过主导权力来抵制挪用，并且在与文化擦抹和文化挪用的淡化的独特的争论不休的关系中介入非主流场域内的写作具体性。她要那些停留在占主导地位的认识观念的人去设想，那些需要最起码的教育的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她还描绘出一种不仅可用来解读文学研究之未来同时也用于解读其过去的新方法。这个文本既使人无所适从同时又重新定位了自己，其间充满了活力，观点明晰，在视野和观念上充满了才气。几乎没有哪种‘死亡’的预报向人们提供了如此之多的灵感。”也就是说，这本书的最终目的并非是要宣布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而是要在其内部进行革新，从而使这门行将衰落的学科经过一番调整后重新走向新生。因此，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死亡之书”，倒不如说更是一部“再生之书”。应该指出，只有像巴特勒这样的熟谙解构策略技巧的女性学者才能如此清晰地窥见斯皮瓦克这本书的真正目的。总之，在巴特勒看来，斯皮瓦克的这本书非但没有宣称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反而在为一种与文化研究融为一体的“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进行理论上的铺垫，并在实际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果不其然，就在斯皮瓦克这本小书出版后不久，她就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的主任：终于承担了重整这门行将衰落的学科的重任。当笔者于今年4月在弗吉尼亚大学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和斯皮瓦克见面交谈时，她不无兴奋地告诉我，“我虽然不是一位擅长行政工作的人，但我们这些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比较文学学者应当携起手来共同推进学术的进步。因此我期待着你今年秋天来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演讲。”

　　我这里为什么要引证这个事件来作为本文的开始呢？实际上，我是想说明，我们已经谈论了多年的“比较文学的危机”问题终于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有了暂时的结论：作为日趋封闭和研究方法僵化的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注定要走向死亡，而在全球化语境下有着跨文化、跨文明和跨学科特征的新的比较文学学科即将诞生。这种征兆具体体现在诸方面。首先是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身份认同问题，也即我们所热衷于讨论的其学科定位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对“身份”或“认同”（identity）的双重含义作出界定：它既指一种天然生成的固定特征（natural-born identity），同时也包括后天人为建构的多重特征(constructed identities)。具体到指一个人的身份：他可以是祖籍在中国的江西，但经过多年飘泊之后，他先后跟随父母去台湾受基础教育，最后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后加入了美国籍。因此他本来固定的身份便发生了裂变，由原先的单一身份发展为多重身份。这种多重身份的状况在全球化的时代随着大规模的移民而越来越趋明显。以此来描述比较文学这门定位不确定、其疆界不断拓展、其内容不断更新的开放的学科的身份，我们仍然可以以此为出发点。在比较文学学科的发源地欧洲诸国，尤其是在德国和荷兰等国家的大学，比较文学学科往往都和总体文学（即我们国内所称的文艺学）系科相关联，因为这些系科的课程设置大都跨越了语言的界限和国别的界限，有时甚至跨越了文化传统的界限，因而才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之境地。在英国，比较文学虽然不算发达，但在有些学校也有着类似的系所，如在沃里克大学、伦敦大学等学校，这些系所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和另一种或另几种语言和文化相关联，在伦敦大学，比较文学与亚非语言文学学科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该校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的几位主要教授几乎都从事的是非英语文学研究。而在沃里克大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则与翻译学科相关联，共同处于一个研究中心之下，所涉及的国别、民族文学和文化有中国的、印度的、东欧的、加勒比地区的和非洲的文学和文化。这当然主要是曾任该校副校长的苏珊·巴斯奈特的直接干预的结果。众所周知，巴斯奈特也曾经是一位“比较文学消亡论”的鼓吹者，但与斯皮瓦克所不一样的是，她也未直截了当地宣布这门学科的死亡，而是试图将其纳入翻译研究的范畴之下，因为在她看来，所有的比较文学都摆脱不了翻译，当然她所说的翻译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文字翻译”之局限，而是上升到了一种文化翻译的高度。在她看来，既然比较文学所研究的文学是来自不同文化的，因而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协调实际上就充当了一种文化上的“翻译”或“再现”。近几年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巴斯奈特又将这种文化翻译拓展到了整个传播媒介，她目前主持的一个大型国际合作项目就是“全球传媒研究”（Global Media Studies），在这之下翻译研究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子项目。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巴斯奈特在消解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的同时，又以翻译这一手段对之进行了重新建构。而作为一位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斯皮瓦克，其勃勃雄心则远远大于此，因而在圈内产生的影响也就大大地超过了人们的预料。

　　我们再来看看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定位。在香港和台湾地区，比较文学率先作为一门学科在一些主要大学的研究院设立，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则大都出自外文系（台湾）或英文系（香港），其中绝大多数教师都在英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些专职或兼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大都受过西方文学理论的严格训练，并有着广博的多语种文学的知识。而相比之下，中国语言文学系所的教师和研究生，虽然也不乏外语好的，但主攻的仍是传统的中国文学。这里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是一门从国外“引进”的学科，直接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学，跨越了国别、语言、学科以及文化传统的界限。因此从事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必须首先具备这样一种“资格”，否则你是上不了课堂的，即使侥幸上了课堂也会被选课的中外学生轰下讲台。当然在美国的一些大学也有例外：有些学校的比较文学系与英文系合为一体，如在几年前的哥伦比亚大学等校，但在更多的学校则单独设系或建立一个跨越系科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最近几年，由于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领地的“侵犯”，不少原先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同时也从事包括传媒和电影在内的大众文化研究，有些学校，如杜克大学，从事多语种文学教学的系科干脆叫做文学系。我们不难看出美国比较文学界的一个独特的景观：一方面是有众多的文学和文化学者称自己所从事的是比较文学研究，但另一方面则是加入比较文学学会的学者并不多，其原因在于，美国的比较文学学界内部仍有着“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他们仍强调比较文学学者应具备的语言技能和多语种文学和多学科的广博知识。一些大师级的理论家兼比较文学学者，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J.希利斯·米勒以及斯皮瓦克本人等，都掌握了多种语言，其著述大都涉猎多门学科：詹姆逊的行文风格至今仍被不少人认为受到德国启蒙哲学的影响，而他本人则长期在耶鲁大学担任法文和比较文学教授；米勒曾经是现象学批评日内瓦学派的重要人物，他对法国思想大师的理解基于他对原文的细读，最近几年来，由于他频繁来中国访问讲学，对中国文学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多次宣称，如果自己再年轻二十岁，一定要从学习中国语言开始；至于后殖民理论大师斯皮瓦克则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多种语言文化之优势，除了她十分精通的英法两种比较文学学者必须掌握的语言外，光是她的祖国印度的几种语言的优势就使她完全有资格从事东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因而与这几位大师相比，不少本人想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些国别文学研究者不禁望而却步，迟迟不敢进入这一神圣的殿堂。由此可见，在美国的大学，比较文学学科实际上包括了英语文学以外的其他语种的文学，因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者也都必须具备一个基本的素质：至少掌握（除英语之外的）一门或一门以上的外语和外国文学知识。否则的话还谈什么比较文学呢？即使是在一些英美大学，外国文学课的讲授往往是通过英文翻译的，但阅读英文文本或用英文写作实际上也涉及到了比较的因素。因为任何人都知道，英语(English)现在早已经超越了专为英美等国人民所使用的一种国别语言，而成了各国人民用以进行交流的“国际性的”语言，不同的国家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时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使用自己的母语，而改用英语进行交流。当然这一方面加速了英语作为一种世界性语言的普及，但另一方面，也催生了这门语言自身霸权的消解和裂变：由原先的“国王的英语”（King's English）或“女王的英语”(Queen's English)变成了带有地方土语和不标准发音及语法规则的当地“英语”(englishes)，或者干脆充当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通话”之角色。因此不同的教授用带有不同音调和乡音的“英语”讲授文学课，实际上也在进行一种基于文化翻译的比较。

　　其次，就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问题。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经过多年来的历史演变和沧桑，比较文学终于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内和世界文学一道赢得了一个二级学科的地位，对于这种学科分类，中国的比较文学界和外国文学界都有着不少争议。其实，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密切关系是早已存在的。众所周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两位作者在描绘了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和渗透后稍微涉及了一点点文化知识的生产：“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p30)当然这里所提及的世界文学范围相当广泛，涉及所有的精神文化的生产，但其要旨在于，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是不可抗拒的，因而由此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提出的世界文学，主要是受到歌德当年关于世界文学的一种构想，所提出的这样一种理想化的未来文学发展的前景，而绝非意味着世界上只有一种语言写作的文学，更是与当今有人鼓吹的“趋同性的”文化全球化相去甚远。可以说，马恩这里提出的世界文学实际上就是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它要求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必须具备一种世界的眼光，只有把自己的国别和民族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大背景下才能对特定的国别/民族文学提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我们过去常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既对又不对：对的地方在于，只有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精神文化产品才能受到国际同行的瞩目，只有那些尽可产生于特定民族土壤的东西才能在一个世界性和全球性的语境下显示出其独特性；但反过来，如果我们的交流手段不畅通的话，世界都无法了解你，怎么能发现你的独特之处呢？因此，我认为，即使是那些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东西也应该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语境下来估价才能确定其独特的新颖之处。而比较文学研究恰恰就是要把本民族的东西放在世界的大平台上来检验、来估价，才能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我们的不少学者在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只是依靠阅读译本，引进一些十分肤浅的“比较”方法，拿两个作家或两部作品放在一起，通过牵强的比附得出一些用另一些方法也能得出的肤浅结论，这怎们能不败坏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良好声誉呢？即使是在大学的中文系讲授世界文学课，也至少应该具有自己在某一国别文学研究中的较高造诣和较为全面的知识，通过用原文直接阅读那种文学的文本给学生带来一些新鲜的知识，此外也通过阅读原文撰写的理论著作和期刊论文，向学生通报学术界对某一专题的研究现状和最新进展。因此，我认为，从事世界文学教学和研究，并非是要排除国别文学研究，倒是恰恰相反，只有具有某一国别文学研究的广博知识和深厚造诣的人才有资格进行世界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因此在我看来，比较文学的最高境界就是世界文学阶段，也即评价一个民族/国别的文学成就应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之下才能取得绝对意义上的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斯皮瓦克所说的那种为比较而比较的牵强比附式的“比较文学”确实应该死亡，而一种新的融入了文化研究和世界文学成分的比较文学学科就在这其中获得再生。

　　语像时代的来临和文学批评的图像转折

　　随着全球化时代精英文学市场的日益萎缩和大众文化的崛起，人们的视觉审美标准也发生了变化：由专注文字文本的阅读逐渐转向专注视觉文本的观赏和阅读，在这方面，作为后工业社会的一个必然产物的后现代美学在文学艺术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语像时代的来临。34何谓“语像时代”？它和文字时代有何本质的不同？这方面，美国的图像研究专家米切尔有着精辟的解释：

　　对于任何怀疑图像理论之需要的人，我只想提请他们思考一下这样一个常识性的概念，即我们生活在一个图像文化的时代，一个景象的社会，一个外观和影像的世界。我们被图画所包围；我们有诸多关于图像的理论，但这似乎对我们没什么用处。35

　　当然，米切尔提出这一问题时正是1994年，文字文本的力量还很强，人们似乎并未注意到一个全新的语像时代即将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而到来，但此时此刻，当这一时代已逼进我们时，我们首先便会想到近几年在西方和中国兴起的摄影文学文体（photographical genre）：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典型的跨越多种艺术界限、多种学科甚至跨越时空界限的综合艺术。它在全球化时代的勃兴实际上预示着一种新的文体的诞生：摄影文学文体。由于这种文体同时兼有图像和文字表达的特征，我在本文中将其称为“语像写作”(iconographical writing)，以区别于传统的摄影文学写作，因为在后者的以文字表达为中心的文本中，图像仅作为附加的插图形式，而在语像写作中，图像则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文本的主导地位和意义的中心。毫无疑问，语像写作所具有的后现代特征是十分明显的。

　　诚然，我们不得不承认，早期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具有其无可置疑的先锋性，但另一方面它又常常表现为怀旧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具有一种返回原始的倾向。将这种二重性用于解释语像写作的特征倒是比较恰当的。不少人认为，以图像为主要媒介的语像写作实际上是一种复合的文学艺术，也即综合了高科技的照相技术---尤其是后现代时代的数码相机的日趋数字化潮流---和人类固有本真的审美理想，以真实、审美地记录自然的照相术和有着多重意义张力的文字之魅力的结合创造了一个“第二自然”。这也就类似所谓的“照相现实主义”(photographical realism)对自然本真状态的崇拜和对原始图像的复归。因此作为一种越界的文体的语像写作就有着不同于其他写作文体的三大特点：依赖图像，崇尚技术和诉诸解释。

　　首先，依赖图像无疑是有史以来人们欣赏艺术的习惯。早在文字尚未形成之时，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对自己所熟悉的人物的描绘和对艺术品的审美式的欣赏常常就依赖于用图像来表达和对图像的理解。如果说西方以罗马字母组合的语言基本上是形意分割的话，那么建立在象形文字之基础上的汉语至今仍有着某种以形猜意的特点。只是越到后来，随着人们文字表达能力的增强，对图像的依赖就逐渐退到了其次的地位。但是以图像来展示自然和人物描写的艺术仍在不断地发展，并逐步独立于文字媒介而演化为各种绘画流派的诞生，结果，它终于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和语言的艺术相辅相成。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书法可以真实地表现一个人的理想和抱负，展现书写者的做人准则以及在彼时彼地的心境。而照相术的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光学技术的发展：它一方面自然真实地展现人物和自然的本来面貌，另一方面它又不可能不用一种审美的并带有取舍的眼光来实现这种艺术的再现。

　　语像写作的第二个特点体现在，它崇尚现代科学技术，因为这一新的文体不同于其他文体的特点恰在于，它的文字部分只能起到画龙点睛的辅助作用，或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性说明，并不能取代文学作品对自然的细腻描绘和对人物心理的刻画，而与其相对照的是，它的图像部分则理所当然地要由摄像机和摄像者来完成，也就是说取决于摄像机的质量、照相者的技术水平和他取景时所带有的审美理想。当然，照相复制技术是现代主义时代的产物。但后现代时代的数字化趋向和光学的飞速发展则使人们越来越依赖于对景物的直接的真切的观赏，因为反映在图像中的景物或历史事件的记载并非纯粹客观的自然主义记录，而是人们以审美的眼光来审视自然进而最终创造出的一个“第二自然”：它源于自然但又高于自然，它既蕴涵着人类对自然美景的向往，同时又体现了人类试图美化自然追求尽善尽美的本能的欲望。

　　语像写作的第三个特点在于诉诸解释，这具体体现在这种文本的图像往往是高度浓缩的，一幅静态的画面实际上蕴涵着几十幅甚至上百幅动态画面的意韵，而充当注脚的文字性说明也不可能一览无余地对之作详细的描述，它的画龙点睛效果只能起到一种导读的作用，对深层意义的理解完全取决于读者-观赏者的能动性解读。因此读者-观赏者必须具备较高的读图能力和审美感受力：读者-观赏者期待视野中的积淀越深厚，他/她就越能够对图像作出到位的解释。因此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语像写作决不意味着文字写作的倒退，更不意味着人类的欣赏习惯又倒退到了原始的状态，而恰恰意味着人类审美感受力的提升：他/她不仅处于一种被动的观赏者的位置，而更是处于一种能动的解释者和第二创造者的位置。这样看来，语像写作的越界特征同时也要求它的欣赏者具有多学科的知识和多门艺术的鉴赏力。可以说，没有扎实的文字表达能力的摄影师是很难建构一个千姿百态的语像世界的，这些图片在他的手里只能是一堆原始的粗俗的材料。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语像写作的崛起并非意味着文字写作的终结，而是对后者的审美意义的高度凝练和提升，但应该指出的是，即使语像写作到了其发达的阶段，它仍不能取代后者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语像写作作为后现代社会的一个独特产物，它的崛起也和网络写作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工业社会的信息和电子技术的发展。在一个硕大无垠的网络世界，人们完全可以在虚拟的赛伯空间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和丰富的文字表现力，编织出一个又一个能够打动人的故事。当然，网络文学中精芜并存，其中大部分作品作为一次性消费的“快餐文化”很快将被历史淘汰而成为文化垃圾，但我们不可否认，这其中的少数精品也完全有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被人们发现其价值，最终也将跻身经典的行列。此外，网络文学也可以借助于网络的无限空间和飞速普及之优势使得一大批备受冷落的精英文学艺术作品走向大众，从而才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样看来，网络写作实际上也有着“越过边界-填平鸿沟”的作用。那么以图像为主要表现媒介的语像写作又是如何“越过边界-填平鸿沟”的呢？我认为我们在从事语像批评时，应首先找出语像写作的另三个主要特征。

　　首先，语像写作的主要表达媒介是影像而非文字，这样便赋予这些有着众多色彩的画面以生动的故事性或叙事性，同时也给读者-阐释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这实际上也填平了读者和批评家之间的天然鸿沟，使得每一位有着艺术修养的读者也参与到文学欣赏和批评活动中来，而意义的最后完成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与读者的这种能动性参与。

　　其次，语像写作的精美画面显然依赖于后现代社会的高科技和数字化程度，它使得艺术对自然的模仿仿佛又回到了人类的原初阶段：这些画面既更加贴近自然的本来面目，同时也是艺术家带有审美意识进行精心加工的结果，这样便越过了自然与艺术之间的界限，使得描写自然、模仿自然在当今这个后现代社会又成了艺术家的神圣职责。艺术又返回了它的模仿本质。

　　再者，诚如上述接受美学的诸种特征，语像写作的另一个特点是缩小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使得读者同时与作者-摄影师以及语像文本在同一个平台进行交流和对话，读者的期待视野越是广阔，他/她所能发掘出的文本意义就越是丰富。由此可见，语像写作丝毫没有贬低读者的作用，相反地正是弘扬了读者的能动和阐释作用，文本意义的最终完成主要依赖于读者以及读者与作者和文本的交流和对话。正是这种多元的交流和对话造成了文本意义的多元解释。

　　语像写作的崛起客观上也为语像批评的异军突起奠定了基础，也即如米切尔所指出的当代文化理论中的一种“媒介理论”转向，36它为“后理论时代”的理论风云无疑将增添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1 关于后现代主义之后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我曾撰写《"非边缘化"和"重建中心"--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理论与思潮》一文，发表于《国外文学》1995年第3期，后收入《20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王宁文化学术批评文选之2》，第30－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后理论时代"这个命名得益于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一书，关于该书的评论，参阅拙作《"后理论时代"的文化理论之功能？》，载《文景》2005年第3期。

　　3 Cf.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p1.

　　4 Ibid., p7.

　　5 Ibid., p222.

　　6 在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批评探索》杂志举行的2003年编委研讨会，其主要理论性的陈述刊于Critical Inquiry, Vol. 30, No. 2(Winter 2004).

　　7 这方面的最近反响尤其可见 Critical Inquiry, Vol. 31, No.2(Winter 2005), 专题论文：Edward Said: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edited by Homi Bhabha and W.J.T.Mitchell.

　　8 在中文语境中对这本书的评介，参阅拙作，《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批评及其对我们的启示》，载《文学理论前沿》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44－72页。

　　9 Cf. Gayatri Spivak,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reface", pix.

　　10 巴巴演讲的中译文见《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

　　11 关于流散写作对国家疆界和语言疆界的突破以及对文学史写作的冲击，参阅拙作《全球化语境下汉语疆界的模糊与文学史的重写》，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12 Cf. Paul Jay, "Beyond Discipline?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English," PMLA, Vol. 115, No.1(January 2001, p33.

　　13 Cf. Roland Robertson & Kathleen White eds. Globalization:The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Vols. 1- 6.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应该指出的是，在这部2,559页、收入125篇重要英文论文的六卷本专题研究文集中，仅有两篇出自中国（包括港台地区）学者之手。

　　14关于文化全球化问题在中国语境下的讨论，尤其可参阅葛涛的综述性文章：《旅行中的理论: "文化全球化"在中国文学理论界的接受与变形》，载《文学理论前沿》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页。

　　16 参阅詹姆逊：《论全球化文化》，收入拙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121页。

　　17 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论述，参阅拙作《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理论建构》，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

　　18 Cf. 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 meds.,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Athens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Introduction", pxix.

　　19 关于史耐德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的详尽论述，参阅钟玲的专著《美国现代诗人史耐德与中国文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0 参见劳伦斯·布依尔和韦清琦《打开中美生态批评的对话窗口――访劳伦斯·布依尔》，载《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第69页。关于中国生态批评研究的新进展则可参照《深圳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上刊登的曾繁仁等人关于生态美学和文学批评的文章。

　　21 这方面的英文著述虽然不多，但可以参阅下列两种：Wang Ning, "Cultural Studies in China: Towards Closing the Gap between Elite Cul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European Review 11. 2(May 2003): 183-191. Tao Dongfeng and Jin Yuanpu eds., Cultural Studies in China.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2005.

　　2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于2003年2月去伯明翰大学访问时，应邀出席了该校文学院院长爱丽斯·休斯教授的举行的欢迎宴会，当我提出要参观蜚声海内外的该校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休斯教授却出人意料地告诉我，该中心已经撤消了，其理由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他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非英语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因此校方决定整合全校人文学科的力量成立一个国际性的跨文化研究中心，并把建立和发展与中国学界的学术交流关系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我认为这无疑是当代文化研究的日益国际性/全球性的一个重要转机。

　　23 利维斯的这种精英思想始终贯穿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例如《大众文明和少数人的文化》（Mass Civilis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 1930），《教育和大学：略论"英文学派"》（Education and the University: A Sketch for an "English School", 1943），《伟大的传统：乔治·爱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The Great Tradition: George Eliot, Henry James, Joseph Conrad, 1948）等。

　　24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目前中国的知识女性中也有所体现。但有人认为，女性的自我封闭和自我欣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高智商的成功知识女性很少受到同龄的男性的欣赏，或很难与不如自己的男性相处并组建家庭，因而甚至有的青年知识女性在征婚广告中居然不敢公开自己的（高）学历和（成功的）职业。

　　25 例如在中国，就有一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女博士当成"另类"人来看待，致使这些知识女性在繁忙的学业之余不禁感到由衷的苦恼。

　　26 Bonnie Zimmerman, "Lesbian", 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Michael Grodon and Martin Kreiswirth.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29.

　　27 Ibid.

　　28 Teresa de Lauretis "Queer Theory:　Lesbian and Gay Sexuality", Difference: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3, 2, ppivi-vii.

　　29 Annamarie Jagose. Queer The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16.

　　30 Ibid., p99.

　　31 Ibid., p131.

　　32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r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19.

　　33 Simon Le Vay. Queer Science.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6, p1.

　　34 关于语像批评的理论性阐述，参阅拙作《文学形式的转向：语象批评的来临》，载《山花》，2004年第4期。

　　35 Cf. W.J.T.Mitchell, Picture Theo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Introduction", p5-6.

　　36 关于媒介理论及其功能，参阅W.J.T.Mitchell, "Medium Theory: Preface to the 2003 Critical Inquiry Symposium," Critical Inquiry, Vol. 30, No. 2(Winter 2004), p324-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