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长篇小说年度报告：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2009：长篇小说的丰年

　　文学更像是进入了孤军奋战的年代，就此而言，当代的文学已无任何总体性可言

　　2009年，先有作家王蒙在法兰克福书展的演讲中说“中国文学处于它最好的时候”，后有与北大教授陈晓明在国际汉学大会上提出“中国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在返观2009年的中国文学时说：“如果一个人2009年来到中国，并且试图通过报纸或网络了解中国的文学，他想必会认为，中国文学正在生存还是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上痛苦挣扎。在此之前，德国人顾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对近十几年来的中国文学提出了严厉的指控。在最初的震惊、略微的挣扎和低声的声辩之后，中国的媒体和学术界以一种令人吃惊的热情接纳了他。顾彬想必发现，至少在隐喻的意义上，鞭挞和被鞭挞的快感正在他的听众中间震颤，而一根德国鞭子的威严训诫，显然使事情高潮迭起。”

　　尽管2009年中国散文作品有阎连科的《我与父辈》、张承志的《敬重与惜别：致日本》、张炜的《芳心似火》等抵达了为文学行家所折服的境界，也尽管一批80后作家纷纷办杂志成现象，还有诗歌活动如火如荼，虽然诗歌还未有回归中心的样子；文学之界大有可说的事情颇为不少，但最为突出的景观，大抵是长篇小说的丰收，小说家们多数褪去了浮躁，憋了几年，都在这一年整出大部头来。

　　中国人之罪与悔

　　“写作从来不会使一个人变得更美好，也不会使一个人变得更卑鄙”。

　　说这话的是苏童，他以此表达自己对写作的个人化态度。

　　因为性格的原因，多年来苏童回避在公众场合曝光，非常安心地过着小市民的生活。“做一个写小说的小市民，对这样的生活非常习惯，也很享受。”苏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2009年苏童做了两件事，一是搬家，一是完成了长篇小说《河岸》的写作。

　　“我是苏州街头长大的孩子，我从来没有跟知识分子扎堆住过，到了南京以后，除了有几年住单身宿舍，其他时间周围住的全是普通工人，还有白铁匠，他们当当当当敲打铁器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写东西，我很习惯，他们不敲我反而觉得出什么事了。后来搬到一个居民区，在南京市中心，还是底层的，下岗工人，他们喜欢在公共的空地上永远扎堆。”

　　“我住的那个房子之所以要搬，其实是非常私人的原因。我们楼上有个精神病人越来越严重了，有一次下雪天我跺了跺脚，就被他羞辱了一顿，我突然发现被羞辱的感觉是很难受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家隔壁出了南京蛮大的一个凶案，就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楼道，我在心理上有点承受不住，所以决定搬家。”

　　《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说：“苏童很久不写长篇，《河岸》的写作让人重新感受到他当年写作鼎盛时期的风采。《河岸》是写‘文革’的，解说‘文革’残酷人生，但是他的文本有一种残酷之美。”

　　美国已故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曾评述《河岸》：“苏童近乎病态的狂想曲，仿佛穿着黑漆外套，任性而优雅。”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把《河岸》看成一部民族志学：“苏童的世界令人感到不能承受之轻，那样工整精妙，却是从骨子里就掏空了的。在这样的版图上，苏童架构或虚构了一种民族志学。苏童再度证明他是当代小说家中最有魅力的说故事者之一。”

　　2009年11月16日，第三届曼布克亚洲文学大奖于在香港揭晓，《河岸》摘冠。

　　北大教授陈晓明在向南方周末提名推荐时说：“《河岸》是苏童对先锋派的一次成功回望，尽管我们对那段历史已经烂熟于心，但苏童的叙述却轻舟搏浪，峰回路转，婉约有致，妩媚多姿，却韵味横生。汉语小说的华美与纯净在苏童这里有纯青之色。”

　　2009年，普遍被看好的还有莫言的《蛙》。

　　《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说：“深刻揭示现实的残酷与荒诞，超常的想象力，结构的新颖与缜密，令人久久难忘。”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感叹于莫言“写近在眼前的历史和身处其中的现实，聚焦于生育政策引发的种种情状，呈现出来的是矛盾纠结的人物、尖锐残酷的问题、困惑难言的思考、文学本性的悲悯”。

　　《文艺报》总编辑阎晶明评论：“莫言小说从气势到细节总是让人想到一个词：奇崛。”他认为《蛙》的叙述方法新奇但并不在语言上汪洋恣肆，人物故事跌宕起伏但并不失控。“即使是‘计划生育’这样的具体主题，在其中也是某种非常文学化的背景铺垫，人以及人性仍是小说主旨。”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被认为在语言和结构上成就最突出。

　　“这部小说开辟出一种汉语小说的新型经验，它转向汉语小说过去所没有触及到的经验：说话的愿望、底层农民的友爱、乡土风俗中的喊丧，以及对一个人的幸存历史的书写。这里不再依赖惯常的现代历史暴力的时间脉络，在‘去历史化’的叙事中，乡土中国自在地呈现了它的存在方式。这部作品表明：汉语小说有能力永远的异质性，以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陈晓明说。

　　“从油滑与污垢中刨出苦难，从湿热的土地上挖出清凉，从干涸的心田里引出泉眼，这一艰难的过程，考验作者的眼光、良知及勇气，但刘震云做得比我想象的更好。”谢有顺这样评论《一句顶一万句》。

　　李敬泽不认为中国作家不关注现实、逃避现实，“我们可能过于焦虑，以至于将现实简化成迫在眉睫的种种问题”。“我们正被一种惯性所支配，对所有近在眼前的问题张皇失措、反应过度，而对长远的问题麻木不仁。在这个意义上，刘震云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辨析和理解，莫言在生育史的角度上对中国人之罪与悔的界定，都深切现实，具有持久的精神价值。”他说。

　　苏童小说《河岸》插图  “我注意到她古怪的表情，那表情已经超越了仇恨，比仇恨更尖锐，她浮肿的脸上被一圈寒冷的光芒包裹住了。”

　　汉语写作之大陆漂移

　　2009年，在深圳，一群专家学者共同评选年度中国图书，结果惟一入他们法眼的是张爱玲的《小团圆》。除了《小团圆》，台湾的朱天文于14年前出版的小说《荒人手记》去年第一次在大陆出简体字版，那也是一本高蹈的书，它在不同语言的国度转了一圈，才回到母语的语境。

　　本土以外的中国文学或者叫华语文学，正在变得靠近主流起来。

　　《人民文学》杂志在2009年12期专门刊发了“新海外作家专号”，集中展示了新海外作家的作品。主编李敬泽说：“此专辑意在展示汉语写作在全球化时代里呈现出大陆漂移般的地理新景观”。

　　在李敬泽看来，严歌苓、虹影、张翎、陈河、陈谦、袁劲梅、田原、张惠雯等作家，“以更为复杂的经验表述，将汉语文学的疆域做了地理学意义上的扩展”。

　　旅居加拿大的女作家张翎所著的《金山》在《人民文学》2009年刊登，随后由北京十月出版社出版，引来一片叫好声。

　　李敬泽评论《金山》是“一部用坚实砖石构造起的传奇”，“一部重新求证传统现实主义尊严和生机的力作，对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做出了宽阔的、富于洞察力的表达”。

　　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告诉记者他推重《金山》的原因，“一是这个题材值得关注，二是这部小说具有史诗性质，气势逼人，而且将中国本土与海外复合叙事，三是因为作家是一个海外作家，也是一个新的名字，他们的作品往往不容易进入中国评论界的视域。不足是叙事略嫌简单，人物性格也不够鲜明。”“张翎从尘封多年且被人遮掩涂抹过的历史里寻找突破口，细腻深情的笔致，刻画了海外华人的奋斗史和心灵史，坚实，悲壮，大气磅礴。”原《北京文学》主编章德宁说。

　　陈晓明认为这部小说“在两个时空中展开的叙事呈现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人荣辱沉浮的命运。细节刻画相当有力，是一部大气而又精致的作品”。“《金山》是日趋活跃的华文文学的代表作。”阎晶明说，“小说的历史眼光和宏大主题，同国内主流文学形成同构，它标志着海外华文文学正在成为中国文学的有效组成部分。”

　　《好儿女花》是虹影的新作，可以看作是《饥饿的女儿》的续篇，一部半自传体小说。章德宁欣赏《好儿女花》的“作者以冷峻的笔触，以对文学对读者的真诚，揭开了血淋淋的生命真实”。

　　受到推荐的还有严歌苓的《寄居者》。

　　作家李锐的女儿笛安留学法国，她的新作《西决》，在《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看来“代表80后在文学上的成熟”。

　　重获面对大世界发言的能力

　　在论及2009年虚构作品的特质时谢有顺说：“我感觉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文学更像是进入了孤军奋战的年代，就此而言，当代的文学已无任何总体性可言。我更关注作家们在这一年的话语选择中所显露的求变的渴望和姿态——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阎连科的《我与父辈》、张翎的《金山》、阿来的《格萨尔王》、陈希我的《大势》等，都算得上优秀的作品，同时我发现这些作家明显有一种向生活、大地和历史求助的姿态，他们渴望从经验的密室里出来，以接通文学那条更粗大的精神的血管，重获面对大世界发言的能力。”

　　阿来的《格萨尔王》是“重述神话”系列图书中的一部。“在许多人看来，《格萨尔王》重要的主题并非格萨尔王，而是史诗的现代命运问题。”阿来自己说。“活的、正被传唱的史诗被再次咏唱——面对现代性的质疑问难，伸张古老的智慧和梦想。”李敬泽评论道。

　　张新颖认为《格萨尔王》“把现代的我们带入远古以来的神话诗史中，同时又把这个远古以来的神话诗史带入今天的现实和我们的思想感受之中”，从而“把自己加入到一个开放的神话诗史的传唱人的行列”。

　　艾伟的《风和日丽》在《收获》杂志2009年第4、5期刊出后受到关注。洪治纲赞赏《风和日丽》表现了“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或者说个人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心路历程和命运际遇”。无论是他早期的成长小说，还是后来的《爱人同志》，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了作家对反右、文革、对越自卫反击战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尖锐思考。“《风和日丽》以寻父开始，到审父而终，完成了由寻找并理解革命到全面审视革命的一个艰巨过程。”

　　程永新评论《风和日丽》是“60后出生作家对历史的一次抒写”。在他看来，现在文学发展的态势是“整个文学边缘化的趋势还在加剧，但文学写作呈现出来的多元、包容性成为这个时代的特点”。“《风和日丽》技巧简单，文字朴素，还有些文艺腔，像《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与时俱进版，却能抓住人心。关键是故事从五十年代讲起，不花巧，不回避。开始情节太戏剧性，后来细节越来越丰富。结尾在‘弑父’与‘继承’中犹豫。只要坚持讲个人故事，‘国’就在‘家’中。2009年，这是《收获》对国家六十年的负责任的纪念。”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子东教授说。

　　以官场小说活跃的王跃文出版了《苍黄》。谢有顺评价道：“能把这一‘俗’材写好写深的，能把这权力与官场几乎看透的，为数不多。王跃文是其中的先行者和集大成者。他的《苍黄》，不是看热闹式的官场现形记，而是以自己独特、隐忍的视角，看到俗常里的真相，戏剧人生中的悲剧。人心有怕，才能敬畏。”

　　高建群的《大平原》2009年10月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批评家李建军说：“这是一部个人和家族的传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照。隔着五十年的人生路向回望，无尽的追怀里杂着淡淡的感伤，充满了对故土的思恋和对亲人的深情。这是一种成熟而博大的境界，仿佛秋天无边的田野。”

　　2009年的长篇小说名单，还可以开下去：宁肯《天————葬》、张者《老封口》、王刚《福布斯咒语》、曹征路《问苍茫》、葛亮《朱雀》……好的小说这么多，算是一个长篇小说的盛筵了。

　　不读小说的小说家

　　与读小说的批评家对本年度作品评价不同，作家往往不读或很少读当下小说。

　　83岁的宗璞老人不能读小说，因为眼疾的缘故，阅读已是难以为继的事情。

　　宗璞形容自己是“四余居士”，“四余”——运动之余，工作之余，家务之余，和病魔作斗争之余。2009年，宗璞完成了长篇小说《西征记》，先由《收获》发表，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自1987年出版《南渡记》之后，因为照顾父亲，因为自己的眼疾，宗璞的笔一搁就是五年。

　　父亲冯友兰留给女儿的最后一副对联里写道：“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那时，《野葫芦引》还叫《双城鸿雪记》，其时冯友兰晚年倾尽心力写作巨作《中国哲学史新编》。

　　宗璞送走父亲，终于可以提笔续写《东藏记》时，眼疾剥夺了她作为作家最重要的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她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就只能通过口述来进行。每天几百字地口述，由助手记录下来，再念给她听，修改润色。2009年5月，经过多年的冶炼，宗璞完成长篇小说《西征记》，这是总题为《野葫芦引》的四卷本长篇小说的第三部，前两部是《南渡记》、《东藏记》，还将有《北归记》。《东藏记》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西征记》紧接《东藏记》，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生活为背景，描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身陷国难时的境况。

　　然而这是一部寂寞之书，如同宗璞老人远避喧嚣的状态，没有研讨会，亦没有众声赞誉。

　　去年，马原生病，主要的事情是在养身体。对文学基本是不关心。“文坛没我的什么事，现在都在搞笑，谁认真说话谁傻逼。这个时代除了搞笑，除了耸人听闻没有别的。好的小说是虚构的，现在不需要虚构，这个时代一点不需要想象力。这个时代是纯粹找乐的时代，所以我早早就把自己边缘化了，因为找乐也用不着我来插一腿。”

　　马原在很多年前放弃小说写作，那时他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小说死了”。“有人告诉王蒙马原说小说死了，王蒙著名的回答是马原的小说才死了。”马原说。

　　当年风行海内外的先锋小说家马原现在自觉地和文坛拉开距离，早年是不读活人的书，现在是不读当下的书。马原在大学里却要研究和教授小说和电影，他的《小说密码》和《电影密码》0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他的长篇小说《上下都平坦》也由作家出版社再版。

　　这么多年来，马原只是持久地欣赏两部书，一部是贾平凹的《废都》，一部是余华的《兄弟》。

　　在马原看来，去年出版界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情是《废都》的开禁。

　　“很高兴一本好书重新开禁，虽然开禁晚了一点，但确实是令人振奋的一件事。《废都》是古往今来，我读到的写无聊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文人无德，文人无行，很少有能写得过《废都》的。当年大家一片骂声的时候，我也不含糊地说我喜欢《废都》，觉得这部小说很了不起。”

　　去年，瑞士《时报》评选出2000年至2009年出版的世界最重要的15部作品，余华的《兄弟》因为以“疯狂的笔触描述了中国的四十年”而入选。与《兄弟》同时入选的作品，有菲利普·罗斯的《现场》、奥尔罕·帕慕克的《雪》、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和托妮·莫里森的《仁慈》等。《时报》是瑞士法语地区影响最大的报纸。此次入选新世纪十年世界最重要作品的15部小说，都是翻译成法语或者用法语写作的作品。

　　“我的好多朋友不喜欢《废都》，不喜欢《兄弟》，当年这两部小说在纯文学圈子里都是大家很不齿的，但我确实是打心眼里觉得它们写得好。特别喜欢，它们表现得特别丰富，特别有张力。前几年大伙批评《兄弟》的时候，我也说写得好。我觉得貌似有权威话语的人实际上他们都不懂，《兄弟》在一个传统阅读消亡的过程当中，能提供那样一个有阅读快感的范本，我是特别欣赏。”

　　韩东也是不读当代作家作品的作家，去年他欣赏的惟一读物是北岛推荐给他的刊登在《今天》的一个中篇小说《流氓阿三及其朋友们》，作者是向祚铁，对读者来说完全陌生的名字。

　　去年韩东在写第四部长篇小说《知青变形记》，10月完稿，在《花城》杂志今年1月份发表，4月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因为对当年跟随父亲下放农村生活印象深刻，在他写出的四部长篇小说中，有三部跟下放有关。韩东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自己的工作室度过，他使用的电脑没有网络，电话也很少接，写作的时候韩东几乎杜绝跟外界的联络。

　　“2009年国内的虚构作品读得很少。读外国翻译作品比较多，读古典作品也多，现在的作品读得很少。即使是由权威推荐也基本不读。没有兴趣，因为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名家，不管是体制内的名家，还是市场的名家。这些名家也不是说刚刚出一本书，都是写作很多年，以前也读过，或者闻过那个味，早就丧失了阅读的兴趣。毫无疑问，会有无名的出色的作家写出来的好作品，但要是让自己在汪洋大海似的出版物中去寻找自己喜欢的，没有时间，也精力有限。”

　　韩东欣赏的小说形态是“高级”的：“就是指艺术价值的高级，像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就是这样的书，写得极端的高级，但又有那么多人读，风靡世界这样的书跟普通读者没有壁垒，但又不是迎合读者。像这样的书，国内还很少出现。”

　　80后作家张悦然坦承自己对莫言的《蛙》和苏童的《河岸》的欣赏。

　　2009年，除了写作自己的小说，张悦然把很多的精力用于主编“心灵主题书”《鲤NEWRITING》杂志书。

　　这本杂志被形容为“质朴又妖娆、沉静且激扬、优雅而尖锐”，在《鲤》中，每一期都有许多同龄写作者，以及读者围绕一个话题的探讨，“或许可以看作这一代人对于某个问题的态度和思考”，张悦然说。在韩寒主编的杂志《独唱团》迟迟不能出世之际，《鲤NEWRITING》以自由和先锋的姿态吸引了年轻的读者群。

　　从14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的张悦然对自己同代的写作者持这样的看法：“80后写作群体一直被置于图书市场的喧嚣之中。‘80后写作’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它是一个文化现象，它被视为与传统写作完全不同的写作，这是它最重要的价值。除此之外，迄今为止，我并不觉得它对中国文学有太多的贡献。坦白说，在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80后作家’中，并没有产生一部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足够出色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