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李师江出版《福寿春》时，我曾评价是“70后”作家未老先衰。当时评价不针对李师江。90年代中期碰到一些问题，构成外部环境对文学压力，而“70后”作家开始在文学中唱主角的时代，正赶上这样的时期。“70后”作家大部分没有传统意义的身份，都是自由职业人。他们首先要解决生存的问题。

　　我认为，对于这代人的经验和遭遇，他们应有自己的表达，要去表达经济发达背后的问题，人的问题。李师江、李红旗、沈浩波等“70后”作家早期的作品表现很好，对现实的描写比较犀利残酷，有一种穿透力。生活本身的残酷有时被美学遮盖。既不是传统的主题抽象的现实主义写法，也不是“80后”寻根文学的想象力，直接就去描写自己非常个人化的生存，会把当代被遮蔽的东西揭示出来，真正融入生活本身。但是后来李师江在《福寿春》里试图放弃有自身标记的文学形式和文学语言。

　　盛可以、魏微、尹丽川、巫昂……这一代人文学素养和文体意识都非常强，他们了解上一辈作家的成果并得以继承和发展，受到了好的文学训练，他们的超越性表现在，不再像先锋小说作家为了叙事去刻意操练技巧，而是直接表达。从他们出道时起，困惑他们的就是“写什么”。他们直接表达自身的生存经验--当然以前的作家也表达，但到了70年代，他们以孤独的个体特别突出地表达个人经验，不被任何外来强加的东西去写作。这种写作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69年出生的作家朱文，再往上他们的源头是王朔、王小波。跟“80后”受制于市场完全不同，他们游离于市场，如果很想全力以赴走向市场不可能，无论主观还是客观的条件，逼着他们一方面纯文学研究，一方面看市场眼色。

　　这两年在研究文学和城市的关系。如果说“50后”作家比较擅长写乡土，“60后”在探索新的叙事模式，那么当代中国城市化转型的轨迹，对人的精神状况有怎样的影响，我心里的预期，城市转型应该由“70后”作家来写。他们可能是市场经济的受益者或者受损者，但他们是亲历者。他们不可能再像莫言、贾平凹、阎连科那么写，也不可能像余华、格非那么写，“70后”作家应该保持自己作品中新鲜与独特的东西，可以写得更加老练，但必须有别于其他作家。